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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使命感。物质待遇肯定会有具体的措施，主要还是给他们使命感，有做成事的机会，让科学家发挥自由度。记者：前几个月我去欧洲华为各个分公司走了走，看到很多外籍员工对华为的文化非常理解，我自己也在读华为的一些书，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这么明显特征的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为能够有国际上共通企业文化的国际性企业？

5月10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解释》有关规定，决定对冯某处以司法拘留15日，并罚款10万元。“冯某通过竞拍竞得标的物后，无视法律权威反悔毁约，已严重扰乱了司法拍卖程序，严重妨害了法院执行工作，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正当权益。”5月20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说，因此，根据相关规定，法院对其作出了拘留并处罚款的决定。

（三十七）记者：您刚才谈到华为主战部队越来越精干，你们作为一个商业公司怎么看裁员？裁员这个问题在中国市场比较敏感，但是实际上ICT行业很多公司目前准备裁员或者已经进入裁员，华为从1987年到现在没有大规模裁员。任正非：其实外面离职的华为员工已经比在职员工多，怎么走出去的？自愿走出去，也是走出去。任何一个业务做得不好，是主官的责任，不是员工的责任，员工在前进过程中也有很多技能，当我们裁掉部门时要给员工有出路。比如，最近表彰了业软部门，他们提出有一万人要走红地毯，我批了同意，后来是几千人走了红地毯。2017年，我们在上海战略务虚会讨论决定缩减业软领域，没有做出成绩来。裁减掉他们时，我还担心有问题，悄悄给人力资源讲先涨一点工资再走，他们没有做出成绩，职级太低了，去其他部门会吃亏。两年后我视察时，发现很多人多没有等到涨工资就奔赴新战场了，终端、云的成功，与这被裁减的一万多员工有很大关系。他们奔赴到战略机会点去，既升职升级，又找到了作战机会。裁减的这两年，社会上一点声音没有，公司一点怨声载道都没有，一万多人的转岗完成了。现在很多部门也在裁减，然后把大部分富余人员转岗到主要的战略主攻部队去，少量平庸才会劝退。现在是这样的结构性调整，裁掉部门不是裁掉员工。

至于在国外的投资，是因为我们需要。比如，我们在英国投资光芯片工厂，主要为了将来以英国作为这些芯片的出口中心。我们在德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工厂，根据需要来确定的，不是为了纯粹说明什么形象，我们不需要形象，只需要订单。（三十二）记者：昨天我们参观了华为股权结构的展厅，有两个感受，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华为的股权结构走上了一条跟东亚地区主要科技公司完全不同的道路，例如三星电子以及台积电，外国机构和外国人占股比例高达50%以上，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的股权结构，使西方资本可以从东亚的顶尖科技公司获得资本性的收益，您如何看待差异以及资本性收益这个话题？第二，华为股权结构是华为自己探索一条适合华为自己道路的结构模式，而且华为在过去几年跟西方媒体有过沟通。昨天听下来，目前很多西方媒体都有一些误解，认为并不是全民持股，而是全民的薪酬奖励计划。这就体现了西方的两面性，一方面西方的科技公司比较重视人才、重视技术，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跟自己不同的模式，会抱有很大误解或者不理解，您认为西方误解的根源在哪里？

相对债券、信贷，非标融资期限具有期限短、票息高的特征。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债券和信贷融资通常是第一选择。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是非标最主要的形式，具体到各家银行来看，大部分银行都是以信托和资管计划为主，占到非标资产的90%以上。通过信托贷款，一是可能项目合规上受到监管限制无法通过银行审核和债券发审，需要通过非标通道进行操作；二是发债企业负债率等指标无法达到信贷和发债的要求，只能通过非标进行操作。“现在信托的非标还能做，虽然以后净值化是方向，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细则出来。”上述券商非标人士表示。

缘何财务状况、信用等也成为参考标准？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业人士指出，金融从业者有征信、经营等方面的不良记录，很难让监管机构相信其原则性及抵抗诱惑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也将此作为评估依据。银行高管任职资格的频繁被拒，也反映出银行亟待改善候选人推荐程序。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认为，随着金融地位的上升，监管部门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由此前重视业务素质和从业年限，变为注重理论功底、政策水平和专业知识。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领导提拔模式已经相对落伍，银行应加强高管人员的政策、风险管理等知识储备。